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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蓝皮书:梳理完善产业政策 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5月6日,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文化蓝皮书: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报告指出,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型与结构调整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为了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和内生性增长性质,不随着政治周期的更迭而起伏,不随着领导人的职务的变化而变化,不随着领导人注意力转移而转移,就必须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和完善的政策保障。

明确改革目标,围绕公民文化权利构建基本文化制度,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

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文化在(以“双轨制”为名的)持续性的政策调整中获得了稳步的发展。近10年来,国家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现阶段改革要求,强调公民作为文化消费主体享受文化成果的平等权益,并开始逐步承认公民作为文化创造主体自由进行文化艺术创造的权利。从宪法的角度看,上述所有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和尽可能扩大公民的文化权利。从内容取向角度看,上述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越来越少了对公民权利限制性“义务”的强调,越来越多了对保障性的“权利”的伸张。这些改革和政策创新顺应了新形势的要求,为我国文化产业实现战略性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调整改革重点,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基本完成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的区分和转制,但是文化市场依然充满了各种行政性的和体制性的壁垒,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信息仍然被切割与瓜分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无论是转制完成的文化企业还是有志于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想有所作为都会遭遇重重障碍。因此,只有实施微观和宏观并重的改革措施,形成“政府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新型体制性格局,才能极大地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应该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步骤,在下大力气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的同时,逐渐拆除阻碍形成统一文化市场的所有制壁垒、行业管理系统壁垒、以及地方行政管理壁垒,创造有利于文化企业通过市场(而不是依赖于政府)自主配置文化资源的新环境。我们需要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将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微观改革(所谓“事转企”,打造市场主体)转向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并重,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文化市场建设提上日程,逐渐将资源配置机制从政府真正转向市场,这样才能根据市场本身的发展建立起调节个人文化经济利益的法制体系。

梳理产业政策,完善政策衔接,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是要完善文化产业的振兴政策。在2009年9月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确定了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支持产业,并将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和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等列为重点工作任务,形成了明确的政策着力点。我们认为文化产业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任务,还需要在这些选定的重点产业中进一步形成更为具体的结构调整型政策,对于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区域结构等对于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的重要问题予以充分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其次要制定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政策。《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引人瞩目地将文化创意列为重点支持产业,在我们看来,除了关注文化产业内容原创的前端之外,就是强调了文化产业与相关制造业的交叉领域(主要是近年来在上海和深圳等城市被高度重视的设计产业)。目前国际前沿的研究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一系列相关产业关联度越来越高,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以至于需要在做文化产业的统计时,不仅要将文化产业本身列入统计,而且应该将相关产业中与文化创意有关的个人及其产值列入统计,才接近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这表现出将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政策进行整合的明确取向,我们要学习和充分吸取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第三是要关注文化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衔接政策。我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面临整体转向内需型经济的重任,其中一个主要的拉动领域是城市化。按照国际一般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率大概是60%左右。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 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只有45.68%,同国际一般标准差15个百分点左右。近几年,由于全国高速铁路客运系统建设提速,将出现新一轮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形势,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城镇化的基本战略组成部分,为此而制定相关政策,既是出于打造现代城市生活环境,也是出于发展“低碳”、“绿色”产业需要,是极其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蓬勃发展与以前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样,为新一轮城镇化发展增添了高文化附加值,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而“文化地产”或者“创意地产”这样的发展策略如果加以正确引导,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第四是要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与外贸出口政策的衔接。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已经呈现出结构性调整的趋势,我国的传统产业出口将可能面临长期不振的形势,应对这一变化,我们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将经济整体上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另一方面也要大力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加大高文化附加值和高科技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正如我们以上已经提到的,在联合国对国际创意经济的统计中,我国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主导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国,创意产品占有全球市场份额接近20%。尽管由于统计指标的区别,这些出口产品中包含有我国传统出口商品(如工艺品等),但是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富含传统文化符号的工艺类出口产品的高度重视,说明这类产品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贸易主流产品。我们要利用国际市场创意产品进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迅猛增长的形势,特别是利用我国在创意产品市场上已经形成的优势地位,合理处理文化产业的外贸和内需关系,将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出口增长点看待,使用“出口导向产业”相关政策加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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