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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默契的合作伙伴并非易事。从谷歌辞职准备创业，赵勇很快就遭遇了第一个困境——找到性情相投的合作伙伴。当他面对投资人时，曾听到关于创新的两种不同声音：一方面，投资人觉得震撼；另一方面又觉得恐惧。有人对他说：“我从来没投过这些项目，看不到成功的案例。”只有一小部分投资者说：“这听上去很棒，我们愿意投。”“在中国我感觉这样的投资人连10%都不到。”赵勇一度与投资方签好意向书，但当他从美国回来时对方却反悔了，他不得不重新融资。“时间环境会变，可能一度很火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大家的想法会变。”幸运的是，重新融资的过程还算顺利。
第二个困境则是寻找一个商业人才。当产品还在概念期，赵勇就有一个很技术化的想法，但对具体的产品设计还很模糊。他曾带着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和其他公司谈商务，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曾上过电视节目，沟通能力也很强，甚至还在麻省理工创办过技术协会。但真的坐在谈判对象面前，两个技术狂人却不知该说什么，有时跟对方谈了两三次后才发现对方是想要收购他的公司。“这时我意识到他跟我一样都是搞学术的工程师。我需要一个真正商务方面的伙伴，他很重要，必须是联合创始人。”在这种需求下，投资人向赵勇引荐了何搏飞。和赵勇的经历很不一样，何搏飞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工作，获得很多本土经验后，又到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随即再回到中国。认识赵勇前，他已经做过两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总经理。“他是一个商业人才，商业意识非常好。”赵勇第一次和何搏飞见面，是在后者位于国贸的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但后来他到我创业的民宅看我，瞬间就被我们的气氛吸引了，决定加入我们。我给他找了个很小的格子间，说，你是我们公司第一个商务。”于是，一个是仰望星空的科学天才，一个是久经商业沙场的商业精英，这样的金风玉露相逢，格灵深瞳才开启了自己的商业格局。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从现实的角度讲，它的落脚点是为人类解决某一个领域的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智能、更便利。过去一年，赵勇遇到非常多的用户，希望格灵深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来自汽车、司法、能源、制造工厂，甚至政府、反恐安全等各个领域，他也曾与至少20个城市的公安局局长接触过。但在这个过程中赵勇发现，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但一个硬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已经存在相关专家，只要开发一个核心模块——聚焦在提供一款最优秀的核心视觉感知技术产品，就可以应用到任何行业。说到底，这个核心就是关注人的一切：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肢体动作、他的轨迹，他在不同网点之间的行动等。比如可以在银行关注取款的人、银行职员操作的规范性；在学校里关注学生安全；在监狱里关注犯人和警察；在工厂里关注操作人员和生产流程；在医院里关注病人……由于格灵深瞳做的是通用核心模块，不与具体产业竞争，且又是全新的领域，所以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尖端的模块，成为它的合作伙伴。
即使是面对商业用户，用户体验也同样重要。“我的研究是聚焦在算法和软件上，但我们做的却是一个‘体力活儿’，你要设计一套设备出来，就要考虑电从哪里来，网从哪里来，这套产品最终要交给工人安装，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变成‘民工’。”在帮购物中心和超市做客流分析系统过程中，赵勇和何搏飞买来梯子和工具，开始了解建筑物的石膏板和轮毂结构，了解大楼里的水电网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距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还有些遥远，意识到我们设计的产品还很糟糕，意识到我们的产品如果想要设计得有生命力，就要把整个流程都走一遍。”
创业的环境也直接影响了工作专注度，为此赵勇曾经历五次迁徙。刚回中国时，他被投资人安排住在北京核心商务区的高级公寓，那是个“吃一碗面条也要七八十块钱的地方”。他和朋友一起到公寓楼上的“北京亮”吃饭，一顿饭动辄上千块。十几年没在国内生活的赵勇，一度真以为北京的消费水平就这么高。虽然在谷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赵勇认为，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创业。“那种环境会给我错觉。我是来创业的，就是要来当‘屌丝’。”他也曾得到微软提供的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开放空间，但格灵深瞳的研发涉及硬件，研发过程需要保密，因此赵勇迫切想要搬到民宅。
几个月后，赵勇在北京北部租到了一个普通的四室一厅，并和格灵深瞳第一位同事在客厅里摆了六张办公桌。渐渐，工程师来了，公司有了一个全职员工和八个研究生。但下班后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几个年轻人就挤在婴儿房的上下铺和书房的两张小沙发上休息。人越来越多，赵勇不得不再次搬家。大家继续向北，在一个新小区一口气租下五套房子，一套当办公室，另外四套给大家住。
然而，随着格灵深瞳不断发展，地方又显得局促了。一年内经历了三次搬家，赵勇非常想要找一个能待上两三年的地方，同时为了留住人才，考虑未来的发展，他需要一个适合创业、思考、生活的空间。在谷歌工作过的赵勇，曾一直想象能不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废旧的厂房，哪怕外面破旧，但里面可以打造成自己的王国。正在此时，真的有人为赵勇找到了一个“理想国”，赵勇去了就欣喜不已：这是个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小型中式园林，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毗邻玉泉山和颐和园，有28亩绿化面积。“这个地方，全面超越了我最狂野的想象。它很大，很安静，又鸟语花香。”
然而，当时格灵深瞳却付不起这个钱。“这时我跟搏飞做了个决定，融资吧！”后来想来，赵勇认为自己的决定“特别值得”。十几个人搬到了这个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除此之外，还有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大家就有更多时间专注工作。公司规模也逐渐发展到六七十人。和寸土寸金的中关村5～7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比，这里人均200平方米。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到湖心的亭子里开会吃饭。格灵深瞳还修建了自己的健身房和电影院，并请白家大宅门的厨师设计自己的专属菜单，不光做中餐还要做西餐，大厨也成了营养师。
一切都在变得更加疯狂。格灵深瞳有了来自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卡内基•梅隆、达特茅斯、布朗、斯坦福等美国名校的学生，也包括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浙大等的学生。年轻人展示出了很强的能力，很多员工还有工作经验。甚至他们之中有从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公司——百度深度研究院跳槽过来的。有些人同时拿到格灵深瞳和百度两家公司的工作邀请，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会选择格灵深瞳。“初创公司去和百度竞争（人才），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在中国很难做到。”说到这里，赵勇不无得意。这与他在创业前期的经历大相径庭。
赵勇还记得第一个拿到格灵深瞳邀请的应聘者在联想研究院工作，他对创业公司充满了疑惑，最后也没有选择这里。“我是nobody from nowhere（来自无名之地的无名小卒）。”赵勇出生在陕西，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就在美国深造，并工作十几年，然后又在北京创业。“那时候我发现说服别人加入创业公司很难。”赵勇一度感到沮丧。他不得不选择去美国招人，因为他发现去美国说服年轻人加入初创公司竟比在国内普通高校招人容易得多。他先是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同样也是学生会主席，又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了一个高中时就在微软边工作边念书的美国人。赵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名校的学生，越有能力承受风险。“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内地一所普通大学当老师，我请他帮忙进校园招人。他就去找就业办公室的老师，没想到老师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很优秀，毕业后都会去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创业公司就算了。”后来他有机会到中国做最好的大学演讲，才发现愿意试一试的人很多。“后来我们招的人，四个来自美国，四个来自北京大学，两个来自浙江大学。北大毕业的四个孩子，本身就是创业团队，他们有产品，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立刻喜欢上了，说服他们加入我们，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更好地运作公司，赵勇还让出了CEO的职位。“我是个工程师，去年做CEO，并不是很开心。”赵勇认为，谈业务并不是他最擅长和最感兴趣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打扰，而喜欢把一件事想得更深。他的伙伴何搏飞在商业方面反应很快，想法又有广度，赵勇就觉得应该由他做CEO。赵勇甚至连CTO也不想做。“我是在建造一个公司，我希望自己不是用一个职位就可以给这个公司带来贡献。所以未来CTO肯定不是我，至少未来两三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希望自己可以聚焦在那些更长远的事情上。”赵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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