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淹没中国城市特色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中国城市形象出现了一体化的现象，东西南北城市特征无区别，城市地方环境文化资源流失，其发展趋势令人堪忧

　　●古城形象的踪影及其记忆是否正随着新建筑而逐渐淡化呢？或许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城市只有建立牢固的地方化基础，才能在国际化城市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全球经济一体化，绝非城市形象一体化

　　从国家一度封闭状态下开放的中国城市，最敏感、最关注、最热衷、最时髦、最向往的发展形象标志就是国际化。因为，国际化的对立面是“土气”、“保守的地方主义”以及失去自信的“落后”。 城市规划、决策到实施从上到下沉溺于靠国际化摘取“地方落后帽子”的宏伟计划，不切实际一味与国外城市的国际化攀比，甚至不惜重金投入拷贝一些国际化城市模式。

　　风起云涌的城市形象国际化来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形象出现了一体化的现象：东西南北城市特征无区别性、城市地方特色被国际化淹没、城市的可识别性极度降低、城市地方环境文化资源流失、城市地方生活方式及其品质受到国际化负面影响，其发展趋势令人堪忧。

　　城市是经济运行的文化载体，城市不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丧失自我存在的信仰、方式及其价值。国际化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模式，绝非城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中国地方城市差异很大，应该因地制宜寻求切实成长之路，不能盲目追求国际化。

　　上海的国际化：《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故事发生在上海，提出了人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居于高层建筑间隙的“旧街区”普遍成为城市的“残余空间”，城市的主体乃至主角再也不是传统的街区，而是那些此起彼伏、主宰城市天际线的高楼大厦。高层建筑仿佛是漂浮于海面(旧城区)的一座座孤岛，各自为阵、各显神通。

　　19世纪中叶开埠至20世纪中叶，作为100年租界城市的沿革，上海跃入国际化城市平台，建立了优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历史前提条件。1979年前的上海，从建筑上很好地保存了上海形象的自主独立性。但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加速奔向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却为国际化形象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上海的国际化城市形象体现出二元性：现代高层建筑与城市原社区在尺度及风格的鲜明对比，一些“鲜明对比”导致城市形象失去和谐整体感，失去亲近的人性尊严，失去社区历史与文化的视觉记忆。于是，上海形象出现两张“城市皮”：原社区的街巷成为城市底层切割分散性单元，而空中之“皮”犹如动物园长颈鹿、斑马、仙鹤、狮子等在东张西望！

　　和谐社会需要城市的和谐景观。上海国际化城市形象给人的感受更多的是丰富、烂漫、生动、个性标志的过剩，如果蕴涵适当的“城市秩序”，或许上海国际化城市形象会更为和谐、更加体现出上海尊严。

　　期待融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城市形象更多地切实注重地方性。上海并非一座失去地方性的空泛国际化城市。任何一座城市如果不具备地方化的文脉及其沿地方化之路成长的基点，所谓城市的国际化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城市形象的地方化是城市国际化的前提；城市只有建立牢固的地方化基础，才能在国际化城市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北京的国际化：失去古城和谐的记忆

　　北京在全面实现国际化前夕的城市形象特征就是和谐。砖灰色的城墙沉淀了历史和谐的恢弘，六千多条胡同(至今尚存一千余条)谱写成古城世世代代生活的和谐乐章。北京拥有世界古都伟大而又独特的和谐气质，这正是体现人类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经典。

　　古城北京形象的第一美感是和谐。正是这种伟大的和谐使马可波罗为之折服，并通过其《游记》让整个欧洲在北京面前肃然起敬！北京的和谐影响了费城及世界城市规划思想；北京的和谐也使得当年八国联军嫉妒万分，只是在历史的侥幸机遇中得以避过毁之一炬。

　　现在到了可以开始评价北京国际化形象的历史性时刻，标志着这个时代准现代主义及其风格的新建筑分布于京城四处，但更多的感受是被切割或分割的城市片断，其实，这座城市多么需要整体和谐感。

　　城市形象的首要美学基准是“整体和谐基调”———巴黎的灰橄榄绿、威尼斯深沉的橘红、罗马的灰褐、奥斯陆沉淀的灰篮、纽约的灰棕榈、东柏林基于柏林墙的暖灰、巴西利亚的乳白、波士顿的砖红……融于北京城市文脉深邃的“砖灰色基调”体现出古城形象的整体和谐感。穿行于北京大街小巷，发现只有一座现代建筑谦逊真诚地融入这座古城的整体和谐基调———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从长安街到东西二环，从朝阳区CBD到边缘地带新区，闪耀着国际化标签的新建筑从单体设计评价都是那么精彩，但是却失去了古都北京形象的整体和谐感。由于每一座新建筑都是那样过于强调与标榜自我，以致基于城市关联的群体形象协调性显然更加需要城市设计的整体控制。北京的国际化带来了许许多多新建筑，但古城形象的踪影及其记忆是否正随着新建筑而逐渐淡化或被淡忘呢？或许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广州的国际化：香港化后的“逆香港化”

　　中国城市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社区———沙面在广州出现。尽管沙面的历史建筑体现出更多异国风格，但却在整体上融入广州国际化城市环境。至今，沙面仍然是广州国际化城市形象的窗口，在历史层面成为中国最早开放口岸进入国际商务圈的见证。1665年，法国学者绘制了广州历史上第一幅城市规划图：广州城墙得到全部完全保存，城内街道尽管采用了欧洲格子状规划模式，但与山水结合处都保留了广州地方特色。由此可见，17世纪的法国人对于广州城市规划见解尽管带来当时欧洲的国际化影响，但在主体理念上却首先保存了古老的广州城。

　　19世纪中叶，香港沦为殖民地，而作为当时国际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建筑形制、官方中文均来自广州。至20世纪80年代，广州开放的国际化却成了一味拷贝式的香港化：从新建筑风格到切割传统街区的高架路，从楼盘小区到城市时尚生活习惯几乎处处都留下香港化痕迹。结果，广州的国际化逐渐被“香港化”覆盖，城市形象甚至一度成为第二香港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州开始以自主意识走出城市形象“香港化”的误区，城市战略明显侧重于广州的国际化首先是广州化思路，从规划至城市设计开始摆脱香港化的无形束缚，一个拥有本地本体城市形象的真实广州正在浮出华南地平线。

　　认清国际化的本质

　　二次大战后，世界城市几乎普遍受到国际化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形象普遍被国际化抹去地方特征及本体特色，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却更为理性、更为冷静地在国际化全球旋风中立足保存了自己的形象：罗马将国际化建筑甩到城市边缘地带，中心区完整地保存了古罗马形象；巴黎将国际化建筑集中在德方斯，老城区尽可能保存传统巴黎形象；即使是战后重建的东京也将国际化的高层建筑集中于新宿。城市高度国际化的美国，高层建筑主要集中于市中心，作为居住生活社区及传统街区，竭力保持地方形象特征。

　　中国城市形象极其需要的并非国际化的一体化，而应该是先于国际化的地方特征及本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