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不是一种标签！

　从国外回来不久,见到上海成立了几十个创意园区，有了数以千计的“创意企业”；无数产品翻新包装后成了“创意产品”，一大批令人费解自说自话的艺术品，被冠上“世纪创意”；连推销保险，买卖基金的业务，也被称为“创意活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低头抬头，开窗关窗，都能听到时髦的“创意”一词。创意的涵义在扩大，在被到处贴标签，在被滥用。

　　“创意”（creative idea）原本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教授格罗比乌斯首创并在教学中贯彻的。有了这个“创意”的“新艺术运动”，才改变了整个近代社会的形态，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没有繁饰的现代门窗，才有了直脚直靠背的座椅和方块状的建筑；才有了行动方便的衣服，才有了符合人体功能的工具。包豪斯发动的新艺术创意，极大影响了建筑和城市规划，汽车和工作母机，以及文化、艺术、戏剧、社交礼仪等方面。

　　 现代新科技主导了社会创造财富的新模式，新的创意主宰了人类新文化的价值观。创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日本近二十年发展的动漫产业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造船、机械工业；意大利每年更新设计的服装、皮包、鞋子的产值，几接近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德国罗森泰尔瓷器公司近年的新创意产品，在欧洲挤掉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市场；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具出口价值，比整个出版界挣钱还要多；洛杉矶六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影视相关产业的不断创新。我国各领域都开始充分重视文化创意带动的旅游、金融、地产等多项产业。世界生活的方式在趋同，民族的文化在延续突出，地域文化成了旅游的卖点。

　　艺术新创意，体现了我们现代生活的节奏。有创意的，即使再“俗”再“雅”，都会被包容接受。人们的生活，不再每日紧抱着电视机，不再专注银行里的累积数；人们文化消费在扩大，在追求新的生活内容，在寻找文化理解的相互慰藉，寻找共享阳光的对话。社会需求也刺激着创意，创意文化近十来年以几何级数膨胀。

　　拿破仑时代人的衣食住行，和古罗马凯撒时代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那两个时代中，马都是最快的交通、通讯工具。古罗马人的思维能力完全可以适应19世纪法国人的工作和技术方式。当一个现代人就完全不同了：上世纪50年代出生而不重视进修的人，现在恐怕已基本出局。于是创意人才在社会竞争机制中，就愈显得重要。新认知的日新月异，超过了历史以往几千年的变化。

　　然而，创意不光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在我国的艺术创意中，存在着许多误区。

　　首先一点，就是创意与传统的关系。在年轻的“新新人类”中，工作与工余的时间界限在消失，艺术品位的界限在消失，反向歧视或反逆现象的争议在消失。目前的创意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创意并不等于与传统文化作永远的告别。国外青年从“蹦迪文化”“朋克文化”“暴力文化”的迷茫中，逐渐理性地走出来，重又靠近了传统。世界著名文化人都有这样一种共识：伴随文化回归同来的古典风，吹到了音乐、美术a
　　再一点，就是创意与草根的关系。现在，我国的一些艺术创意，模糊了主客体关系，促成了个性的自我“反创造”。也就是说，这种“创意”，并不是基于需求的新创造，而是不求人理解的自我表现自我呐喊。以“丑”代替传统概念上的“美”；或盲目地以“怪”为高，为“怪”造“怪”，借“怪”蒙人。艺术创意如不以受众一方的理解为目的，就多少有点荒诞。那些标榜创意而其实是搬抄外国杂志，取悦商业炒作的做法，固然不足取；但拿大众无法认知的“创意”来唬人，甚至还结集发明出一种文化骇客群体的理论，看来也难有作为。这些都不能代表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至多只是一种喧嚣。以矫饰的艺术语言，虚拟当代文化价值，背离传统文脉，不能算是创意。创意是草根性的，依附在大众接受面上；艺术是引导性的，既要为大众前瞻，也要改善大众口味，以健康大众的文化。创意，就是要用“新灵感”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以满足现代人追求新标准的需求。

　　我想，当今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创意人才，而不是给所有企业贴创意企业的标签。制定激励创意的法令固然重要，但培育孵化创意人才的土壤，是百年大计。目前的校园文化，还处于接受和模仿外来传播的阶段。对创意教学来说，沿习成规是一大障碍。学生用的还是统一教材；中国学生习惯崇拜权威，习惯于享受已有的文化和创意，还不习惯于综合自己的灵感并挑战权威。也许，创意教育更应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创意智慧，给予充分的视听、劳作、编排、表达、发挥的机会，让每个孩子的创意意识自然地萌生出来。要让他们感觉到：没有创意，就意味着被淘汰。

　　有专家预测：二十年后，世界上有一半人将工作12小时，另一半人将失业。那时的大学生拥有我们现在一倍以上的知识，每人几乎都有自己几项创意的专利。在尖端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中，创意将是与其相称的发展保障。

　　 这让人想到了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转）